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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制度和關聯

-關於“誰的土地?誰的藝術?”

我在“土地”的項目 (誰的土地?誰的藝術?)的題目和內容聯結兩個不同性質的展示場域,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土地所有製的國家,兩個時代的現實的關聯和非關聯的思考。


展示場域

清邁的“土地”項目所在地,所具有烏托邦的氛圍令我的思考很自然地延伸到中國古代的農家生活和鄉間文人的詩情意境。這裡的土地成為一種媒介和容器,或者說這是古老容器和“新”媒介的奇怪發明。它裝載和展示的稱之為“藝術”或“非藝術”的製品,總之是國際當代文人的思考見證物。整個項目的本質性是追問藝術的另一種“起點”,但是所謂的“實用性”的發明卻是人類生存的本能發揮,也是平衡烏托邦存在的存在理由,這是我來到這裡看到的一種悖論式的知識生產。

曼谷的“當代唐人藝術中心”,當然這是一個位於商業大廈的畫廊,藝術作為一種商品在這裡出賣。但當製品沒有太多工藝的成份,作品的價值能用思想來衡量嗎?那麼,思想可以估價嗎?當作品的思想轉變為信息片段,就具有現代商品的廣告屬性,大眾意識和標準會是奢侈品的基礎,工藝水平是法碼。因此,畫廊在推銷思想方面就顯得格外衝突,張力就在此而生。那麼這類思想衍生物的錯位放置是否在搞亂新興市場的規則?亞洲的畫廊和藝術,雙方的前景都將面臨角色錯位的考驗。


土地所有製

勿用置疑,土地就是一種商品,但在泰國和中國的情形有著本質的不同,土地是否屬於私人所有成為分界線。

眾所周知,在今天的中國,土地屬於國家,那麼國家屬於誰?這是犯忌的提問。在現時搶掠土地的顛狂中,土地成為拍賣行的高價“藝術品”,但這個“藝術品”是被預置了被擁有的年限。最精彩的是在拍賣前上演的搶掠大戲,那是穿著現代服裝的荒蠻時代。土地國有製成為政權運作的糖果和武器,歷經數次的土地改革,土地的流轉最終趕上進入資本的模式,藝術家的樂土在哪裡?中國藝術家只能建立在“國家”的屬地上,比一般民眾多一重的糾葛是意識形態的懲罰, 這是九十年代發生在北京圓明園藝術村的驅趕事件。而這一回藝術區被拆遷事件,藝術家成為野蠻搶掠資本的犧牲品。藝術又回到現實的功能性層面,它可以是一種小型的武器。沒有摧毀的力量,但具有強大干擾的聲音。

藝術家擁有了土地,確切地說,在清邁是以田地狀態而存在的。在這裡已經樹立了不少藝術家的小型“建築物”,但依然遵守著田埂的脈絡,保持與周邊其它農田的自然一體。由此,我想到中國上古時期的“井田制”,它是一種貌似漢字“井”的形狀來規劃的田地,實行公有製的分配。清邁的整個“土地”計劃似乎是在私有製裡的公有製,藝術家的創造物被分配建立在田埂邊,藝術家如農民似進行耕作。這裡不需要觀眾,不需要競賽,在這個私有範圍實現小型的烏托邦。


關聯和非關聯

這次同一個計劃展示的兩件裝置的思考範圍是不一樣的。

在清邁的裝置,我遵守作品的工具性的原則,這種原則在“土地”的以前其他藝術家的創作中已有所展現,我只是去進行補充這種功能,無意去破壞已建立的次序。在這裡建立作品之間的關聯性,同時強調和農業的關係。手工農具的發明一直是維繫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發展的核心元素,這件作品是發明後的“發明”,一種虛假的“實用性”,使用成為玩樂。行為部分是隨意的,沒有強迫和規定,就像中國古代的薑太公釣魚的行為方式。

畫廊的裝置是中國社會的現實版,具有強烈的鬥爭性和壓迫感,一種戰斗式的體驗。以自我命名的正義勇氣去對抗以法律開路的狡詐行徑,這是赤裸裸地為生存而戰,維權活動的錄像里,兩邊的人群同樣是經歷了共產主義教育的成長過程。藝術成為一種鬥爭的工具,這不關符發明,重要是如何運用和宣傳,這同樣是中國近現代留下最大的精神財富。錄像的內容暴露了中國當今社會問題的核心,知識分子、農民、警察和小官僚構成了鮮活的一幕。磚牆裝置演化為宣傳的機器,“問句”連接了中泰兩地關於土地和藝術的同質和差異的思考指向,也連接了清邁和曼谷的同一方案的兩個部分。

以上提到的維權錄像的現場音樂“國際歌”,令我想起去年在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所做的“走路”行為,讓我試試把這個行為錄像也放進畫廊里,逃離事件對思考的束縛,大地在此延伸 。